家事清潔服務

　　小妍走進急診室的時候，臉上還掛著笑容。她和陪同的女伴說著俏皮話當鋪，兩個人互相捏鼻子、做鬼臉。
　　病歷上的年齡商務中心：21歲。
　　接診小妍的大夫也只有20多歲，頭髮短得“扎手”。寬大的白大褂下邊褐藻糖膠，晃蕩著膝蓋戳破洞、褲腳磨出毛的牛仔褲。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這兩位年輕的姑娘，共同經歷了一場生死競速。小妍已經被“死神”盯上，卻毫不知情；而小大夫則憑著一股“初生設計裝潢牛犢”的勁頭，死死拽住了小妍的生命線。
　　這場發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急診室的相逢，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當初“像個嬉皮士一樣”的小大夫張羽，早成了副主任醫師。她後來遇上過無數小妍、小美、小麗，她們都一樣年輕，也一樣恨不得嚼G2000著口香糖，說說笑笑，糊弄著生死攸關的問題。
　　當初的小大夫如今很有能耐，她會接生，會治病，做得了人流，也切得掉腫瘤。只是在發覺自己能做的事越來越多時，她心裡的憋悶也越來越重。
　　“你瞭解剖宮產的風險嗎？”面對不願自然分娩的產婦，她問。
　　“你知道宮外孕會死人嗎？”面對渾然不覺危機的患者，她問。
　　“你能說出幾種避孕措施？”面對一臉稚嫩的少女媽媽，她問。
　　協和婦產科的一席之地，給了張羽一個切口。當大量女性真正面對自己身體的問題時，像當初的小妍一樣，年少的茫然，年長的無知，透過這個切口，張羽都看在眼裡。
　　對她來講，人生中最難醒的“噩夢”，就是看見一撥又一撥、一代又一代女性，遭受本可以避免的疾病傷害。而眼下，她覺得生了病的，不僅僅是人的身體，還有醫患之間的關係。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許多本該雙方都知曉的事，卻只有醫生知道。
　　“大醫治未病。”張羽說，“很多悲劇其實都不必發生。”
　　從未忘記那個被環境壓力和醫生失職共同殺死的女孩
　　悲劇差一點就發生在小妍身上。
　　這個渾身上下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姑娘稱自己痛經，原來的止痛藥不管用，要求新開一種就好。可小張大夫剛坐上診，哪肯就此了結，非要按原則一一來問。
　　“結婚沒？”小妍否認，她瞪大了眼睛反問醫生：“我像結了婚的人嗎？”
　　張羽回憶，那時的小妍學生模樣，活脫脫一個“美少女戰士”。這位小大夫一邊暗自揣測自己是否顯得傻帽，一邊卻又硬著頭皮問，“有過性生活嗎？”
　　這一問，連年輕的張羽自己都臉紅了。可直到她把小妍的同伴支出診室，小妍依然堅稱，沒有。
　　“刻意隱瞞病史會造成醫生誤解，尤其是向婦產科醫生隱瞞性生活史。”張羽解釋道。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在十幾年前，未婚人士對性行為都是極度在乎的，就診時，也不會告訴大夫。從婦科老師那裡，她還聽過一個特別殘酷的故事。
　　80年代初，婦科老師的一位女同學肚子疼去看內科，醫生覺得像宮外孕，可她堅稱自己是清白的。在當時，讓一個未婚女孩去驗尿看是否懷孕，本身就是極大侮辱。所以醫生不敢堅持，輔導員不敢多問。女孩住進校醫院的病房裡，第二天被髮現時，已經涼透了。
　　屍檢的時候，腹腔里全是血，這才確定她死於宮外孕。
　　張羽和小妍相遇時，中國人對婚前性行為的認識已經寬鬆不少。這讓張羽覺得慶幸，當小妍對她這個問題一勁兒搖頭時，她雖然懷疑而氣惱，卻沒有放棄。因為在詳細的詢問之下，她始終覺得，小妍的癥狀，很像宮外孕。
　　幾乎是連哄帶嚇的，她才說服小妍去做B超和尿檢，為了保全這個小姑娘的面子，她還特意隱瞞了尿檢其實是HCG妊娠試驗。
　　結果，化驗單證實了張羽的想法，一個紅色的、大大的加號表示，小妍懷孕了。
　　十幾年來，張羽不斷面對這種“名譽與生命的較量”。她和她的同學也從未忘記過那個被環境壓力和醫生失職共同殺死的女孩。在她看來，醫生能做的是不能“單純地、全盤地、一廂情願地相信病人”，而病人，至少要對自己的身體懂得一二。
　　小妍就並非一無所知。面對化驗單，她垂下眼帘承認自己“有過一次”。但一瞬間，她的小嘴又撅了起來，把“安全期避孕”的方式講得頭頭是道。但這些信息，大多是“聽宿舍同學說”和“書上說”。
　　張羽發現，過去，被醫生問到哪天來月經，女孩子們常常眼睛往上一翻，“不知道”。“現在有‘大姨媽’軟件，不翻眼睛了，改翻手機了。”她希望年輕女子都能有這個意識，如果“大姨媽”該來的時候不來，該走的時候不走，你就得提醒自己，該去醫院了。
　　有些女孩來找她看病，還沒結婚，已經人工流產四五次，被問及避孕，瞪大眼睛，一無所知，張羽覺得“心疼”。也有些女孩，能說出不少門道，可信息都是錯的。
　　因為無知，相同的傷害一輪又一輪在重覆
　　這位女醫生很想找人說說這些事，“就像積攢了很久，憋不住了。”張羽說，“有種傾訴的欲望。”
　　讓她不吐不快的，是這樣一種狀況：作為醫生，如果她一上午一口水不喝，一趟廁所不去，不閑聊，也不離開診室一次，那麼她最多能看20到30個病人。每天，她說重覆的話，解釋重覆的病情，做重覆的手術，“盡了全力”。但病人還是那麼多，“類似的傷害一輪又一輪滾動在不同年齡、職業和教育背景的女性身上”。
　　她最初選擇了博客。2010年12月27日，張羽開寫 “協和婦產科那些事兒”。起初，她只是寫著玩兒，點擊量也不高。但寫到第五篇、第六篇時，已經有出版社來找她。
　　比如發病率百分之一、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的宮外孕，張羽把所有最典型、最可怕的病癥和危機都寫進了小妍的故事里。事實上，小妍只是她記憶的一個縮影。
　　“那都是真實發生的，不存在虛構病情和編造。只是出於保護病人隱私和文章架構的考慮，進行了藝術加工，把發生在多個病人身上的事用一個故事講了出來。”張羽說，她希望自己能脫下白大褂，摘掉大口罩，放下聽診器，“走”到病人的面前，講述他們“不知道的事”。
　　2013年，這本《只有醫生知道！》出版。“哪怕你是一個知識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瞭解程度也可能不到5%”。這句話，寫在書的封面上。“5%”被放大、加粗。
　　“我一直在探索一種小說式的寫法。”張羽說，所以在這本書中，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確定的某一個人，而是更多有著相似經歷的人的縮影。在讀到小妍的故事前，劉悅因為避孕失敗，時機又不成熟，剛剛選擇放棄了人生中第一次懷孕。這位25歲的上海白領，擁有研究生學歷，曾在國外生活了六七年。她原本覺得，關於女性健康，自己的知識儲備已經足夠，但當她在書店里看到那個“5%”，驚訝之餘還是“不由自主地掏出錢包，買書！”
　　“我讀得心驚肉跳。”劉悅說，特別是當她看到小妍自信滿滿地講述自己的避孕措施時，她覺得，那就是曾經的自己。
　　經過三四個回合、涉及幾十項科學數據的問答，張羽終於讓小妍發出了輕輕的尖叫聲。“太坑人了！”這個姑娘掩著口鼻，皺著眉頭，瞪著張羽說，“關於避孕，這些知識我怎麼從來沒看到呢！”
　　如果僅僅是避孕失敗，那麼小妍和張羽的相遇，將會到此為止。但僅僅在一小時之後，這個姑娘發生大出血，已經昏迷，需要馬上手術。
　　張羽沖回宿舍，借錢墊付了費用。而聞訊趕來的小妍男友“在生死面前被嚇傻了”，這個同樣20出頭的大男生根本不敢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但因為情況危急，張羽的上級醫生車娜決定立刻手術。
　　這個決定風險很大，家屬很可能狀告醫院，張羽和車娜都將承擔法律責任。但“救人要緊”，張羽回憶，當時的車娜已經拿起了手術刀，她叮囑張羽通知小妍父母，讓醫院做好備案，最後放下一句“管不了那麼多了”。
　　像擰緊水龍頭一樣，小妍出血的輸卵管最終被手術鉗關死了。她的血壓開始回升，心率開始下降，生命體徵各項指標平穩地顯示在電子監護儀上。
　　“那一刻，整個世界靜止了。”張羽後來寫道，口罩背後，她的臉上全是眼淚，“那種成就感是人世間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和比擬的。”
　　當小妍清醒過來，看見最後關頭才知情趕來的母親，第一句話就是，“媽，我做錯事了”。而小妍的父母不僅將手術費用悉數歸還張羽，更馬上補好了“知情同意書”的簽名。
　　在張羽看來，這件事影響了她日後思考問題的角度和處理問題的方式。因為作為一個剛走上職業生涯的小醫生，她遇到了通情達理的病人，被高水平的上司指揮，和得力的同事合作，成功輓救了一條生命。
　　因為這場相逢，小妍和張羽成了“一生的好友”。又過了幾年，張羽親自主刀，從小妍肚子里“撈”出一個健康的女嬰。後來，張羽自己也當上了母親，她為女兒寫道：“記得珍愛生命，永遠不要害怕，只要回到媽媽身邊，一切都有辦法。”
　　她更加不希望，那些因“臉面”而釀成的悲劇，再度發生在任何女孩身上。
　　“她想用她有限的氣力喊出來：‘救救她們，救救你們自己！’”一位女性讀者在書評中寫道。
　　有一種悲哀是“寧可相信院子里說的，也不相信院士說的”
　　然而有時張羽也覺得無能為力，特別是當危險已經向人們發出了警告，卻被隨意地忽略掉的時候。
　　她所在的協和醫院，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醫學殿堂”。“全國人民上協和”，是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但協和醫院的醫療資源極度有限，不僅對病人如此，對醫生也是一樣。因為病房床位、手術台、麻醉醫生、器械護士、巡迴護士的數量都有限制，醫生根本不可能隨時決定何時給病人手術，醫患雙方都得等待。
　　在醫院做主治大夫的時候，張羽會打電話向病人通知手術已經排期——除非特別幸運，否則這通常是經過漫長等待的結果——她會馬上聽到歡呼和感謝，但有些病人的反應則比較特殊。
　　有的病人家屬問，“孩子公司有重要活動，決定未來前程，能不能改期？”也有的病患聲稱“身體不適”，想要等幾天。甚至還有人翻看黃曆，看到“黃道吉日，最宜動土”，便要求醫生在那天安排手術。
　　遇上這樣的情況，張羽會直接說“對不起，絕對不行”。聽到這話，大部分人還是會“乖乖上醫院”。但最讓她感到無奈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直到病很嚴重了，才想到看醫生。
　　2009年的一天，張羽正在協助一位教授上手術。在她的刷手服兜里，手機突然發出了連續不斷的震動。
　　“我們把手機偷偷放在刷手服褲兜里，並且調到無聲狀態，下手術第一件事就是看短信、看未接來電。”張羽解釋說，領導打來，得趕緊回撥，執行“指示”。要是家裡有事耽誤了，作為平常就顧不上親人的醫生，“那種內疚和悔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電話打回去，求助的是她的發小梅花。梅花的舅媽一個月前在老家做了婦科手術，打開肚子之前，醫生說是子宮肌瘤複發，打開肚子之後，醫生又說瘤子是惡性的，切完了還需要化療。一家人立即陷入恐慌。
　　從梅花那裡，張羽得知，她舅媽的子宮肌瘤已經耽誤了好幾年。她來月經總是大量出血，連路也不敢走，人臉蒼白得像紙片。這樣的異常情況，她自己壓根兒沒在意，舅舅也只是沖紅糖水給她喝。
　　張羽感到又著急，又憤怒。根據她的瞭解，子宮肌瘤是成年女性最常見的良性腫瘤，國內屍檢結果統計，30歲以上的婦女中，每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長有子宮肌瘤。而國外的屍檢資料甚至顯示，50%的女性都有子宮肌瘤。張羽從醫十多年，協和醫院婦產科所有住院接受手術的病人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是子宮肌瘤。
　　“這些信息知道的人太少。”這位女醫生感慨，一些肌瘤會和女性“白頭偕老、相安無事”，但當瘤子在短時間內迅速長大，或出現影響月經、大小便甚至生育的情況時，“就成了定時炸彈。”
　　梅花舅媽的子宮裡，就真的埋著這樣的“炸彈”。最初醫生建議手術，但舅舅“聽別人說”一些建議，沒有同意。
　　張羽聽完就急了。她解釋說，專業人士對病情的轉述都可能有誤差，更別提沒有醫學知識的所謂親朋好友。現代醫學的每一個決策都要建立在醫療資料準確的基礎上，病人親自表述，醫生親自試、觸、叩、聽，還得加上化驗、B超、核磁、CT。
　　“‘求醫’是你得把自己送到醫生面前。我們不能到大街上拉住你問，你多久不來月經了？”張羽半開玩笑地說。
　　她經常會很納悶，為什麼病人不願意聽一個專業婦產科醫生的，卻願意聽一個鄰居的話。但事實總令她失望，“老百姓寧可相信院子里說的，也不相信院士說的”。
　　因此，她最反感的就是“聽別人說”這句話，很多病患就是因為相信“別人”，就這樣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機。所以，“打仗到戰場，看病到現場！”
　　但她也自我反省，耽誤治療也有可能是醫生沒解釋清楚。但不少醫生太忙了。要坐門診、出會診、做手術。有時一上午幾十個病人排隊，每人平均幾分鐘。問病史、做婦科檢查、開B超、看B超，還要做出診斷並給出治療意見，時間已經不夠用，更多的解釋可能“根本就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並且，病人的素質和知識層次差別很大，有時，即使醫生解釋說明也充分告知了，但病人就是沒聽懂。在張羽的記憶中，就有曾經把宮頸癌拖到晚期，直到各種病癥都嚴重到無法生活，才去醫院診斷的病人。
　　直到出血越來越厲害，血色素掉到正常女性的一半時，梅花舅媽才不得不接受手術。肌瘤複發後，她又經歷了第二次手術。這一次，因為誤診為癌症，醫生切掉了她的子宮、卵巢等“婦產科全套東西”，儘管傷口已經愈合，但她拒絕洗澡，每晚哭泣。
　　“病人身體的傷疤早長上了，但心靈上滿是鮮亮的刀口。”張羽說，在安慰舅媽不用化療之後，她隱瞞了老家醫院誤診的真相，因為在她看來，既然結果已經不可逆轉，那麼，在這件事情上，“快樂生活比公平正義重要”。
　　有一種無奈是“三甲醫院的專家用高射炮打蚊子”
　　比起延誤病情帶給人的遺憾之感，張羽覺得，有的病患，則是在“逼迫三甲醫院的教授用高射炮打蚊子”。
　　在讀過張羽的書之後，很多病患試圖到協和找她看病。然而，張羽正在按照單位的安排，在澳門山頂醫院擔任“顧問醫生”。
　　根據張羽的觀察，澳門的醫療系統，在社區里設有衛生中心。這相當於內地的社區醫院，把所有的居民按照行政劃分區，配置醫療資源，但醫療水平要比內地高出一大截。
　　“目前中國的社區醫療正在起步。”張羽說，“老百姓發燒感冒流鼻涕都去三甲醫院，一排排一天的隊，看兩分鐘，拿點兒藥走了。”她覺得這樣不值，不僅對個人來說沒有必要，還把專科醫生的資源占用了。她進一步解釋道，這個專科醫生可能應該去搶救呼吸衰竭的病人，“看感冒真的大材小用”。
　　如今的張羽是一個8歲女孩的母親。在她還挺著大肚子輓著老公在小區遛彎的時候，遇到了同樣挺著大肚子輓著老公遛彎的“光頭媽”。之所以都叫她“光頭媽”，是因為她提前給肚里的男娃起名“光頭”。
　　倒垃圾的時候遇見，她湊上來就問，部門經理老說腰疼，是不是盆腔炎，共用馬桶會不會傳染。
　　買麵包的時候遇見，她又驚呼“好巧”，問能不能給朋友的親戚在協和掛個號。
　　即使是在公共廁所，她都能隔著擋板跟張羽拉扯一件關乎性命的事兒，連親戚便秘也要她幫忙找協和最頂級的教授。
　　張羽內心覺得她無知而粗鄙，一方面，她對協和頂級教授從事的工作毫無概念，另一方面，她很可能正在用“道聽途說”增加病患被誤導的風險。
　　事實上，社區醫療機構應該能為大量普通疾病患者提供合格的醫療服務，這樣才能保證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三甲醫院的好醫生，更應該“好鋼用在刀刃上”。比如協和的專家，大多都是攻剋疑難雜症的高手。張羽用風濕科舉例，那裡光一個主治大夫一年見過治過的紅斑狼瘡、強直性脊柱炎、乾燥綜合徵等，就比國外一些醫療中心碰到過的還多。
　　“但我們沒法著急，得慢慢來，我們的國家太龐大了。”張羽說，她非常理解為什麼中國患者只信賴三甲醫院，儘管說起原因會讓她短暫地陷入沉默。
　　講好這些“故事”，撫平一些醫患關係的褶皺
　　書中講到，協和醫院婦產科一位深受同事尊敬的醫生被患者家屬毆打，肩關節脫臼，鼻梁骨骨折。“大夫真是越來越不好當了，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威脅。”事後，張羽的一位同事曾對她抱怨。
　　後來，這位和張羽住一個宿舍、把“治病”作為畢生興趣的女醫生離開了協和醫院。張羽也為頻頻發生的殺醫、傷醫案感到恐懼、失望以及一種深深的危機感。
　　“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越來越成為一種稀缺物和奢侈品。”張羽說。有的病人找不到病歷，認為是大夫私藏甚至是打包賣廢品了。有的病人掛不上號，就指著醫生破口大罵。有的病人對治療、手術的效果不滿意，不論原因，一律把矛頭對準醫生。甚至有的病人嫌病號飯不好吃、取藥得多跑幾趟，也會衝著醫生髮脾氣。
　　但張羽理解他們，因為“醫患關係並不是醫生和病人單純的關係”。她認同一位老師曾跟她說過的，既然醫患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撇不開大環境。
　　她寫到過一位名叫林青的患者，48歲，子宮上滿是多發性子宮肌瘤，發展下去可能有生命危險。但她拒絕手術，理由是她堅定地認為，“沒有子宮就不是女人了”，還認為醫生是在處心積慮謀害她。
　　在張羽看來，有的病人對自己的身體一無所知，這樣她就完全無法和醫生交流、共同制定最合適的方案。這樣並不要緊，只要她能遵醫囑，讓醫生全權決定。讓她覺得可怕的是，有些女性異乎尋常地關註自己的身體，但借助圖書、網絡、親朋好友等渠道獲得的大量醫療信息，受制於有限的辨別能力，反而會讓她們陷入迷亂，無法和醫生達成默契。
　　林青就屬於這種情況。負責她的年輕的住院大夫準備放棄，讓她“回家養瘤子去”。但張羽還想再試一試。
　　她把林青約到辦公室，並特意表現出，自己清楚記得她的名字和病情。
　　“我們在追求高效、也就是為更多病人治療的同時，往往會失去對個體更加細微的關懷。”張羽解釋道，為了讓林青消除不安全感，她像老朋友一樣詢問這位病人的生活和想法，並挨個解釋了她的所有疑問。
　　原本繃著面容、語氣冰冷的林青最終笑了出來，對張羽說：“從現在開始，我就聽您的。”
　　然而眼下，張羽越來越少看到同事們“苦口婆心”勸某個病人做手術了，甚至很難完整地告訴病人：“為什麼這麼做”、“做的好處是什麼”、“不這麼做的問題在哪裡”。她覺得醫生放棄解釋，悲劇就有可能發生在病人身上。同時，對醫生們來說，失敗案例意味著再累、看再多病人也沒有意義，而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
　　“的確有醫生將世故和厚黑用在病人身上。”張羽毫不客氣地指出，她能理解患者的不信任感，但她同樣覺得，不少患者根本不知道怎樣和醫生交往，才能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因為“讓醫生反感，很大程度上對你病情的‘預後’不利。”
　　比如婦產科性質特殊，通常與女性的生殖、生育健康相關，在不少女孩或女人眼裡，這是非常要緊的隱私。“鄰家大媽”式的“包打聽”會讓醫生反感。
　　再比如，跟醫生相處，不用擔心不懂醫學知識，但要做到互相尊重，不要張口閉口“你會不會看病”。在張羽和她所認識的很多醫生心目中，這句話是比任何辱罵都嚴重的“攻擊”。
　　光頭媽喜歡嚷嚷著要請張羽吃飯，這位女醫生其實很反感。因為對忙碌的醫生來說，回到家，吃口家常飯，陪陪家人，是難得的享受，誰也不想下班之後一晚上坐在華麗的大包間里，繼續接受陌生人的病案咨詢。
　　“醫生穿上白大褂，坐進診室就成了天使嗎？”張羽自問自答道，“當然不是。”在她看來，醫生也是人，所謂“白衣天使”根本沒有翅膀。實際上，這個群體內心的精神壁壘很高，多數人首先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才能懸壺濟世。
　　有的病人當著大夫抱怨掛號難、看病貴或是之前的就醫經歷，顯現出不信任。這也是“禁忌”之一。
　　有的醫生為了不被醫患官司糾纏，會給病人最保守的醫囑。
　　張羽就曾遇到過一位35歲的產婦，懷孕前切過一個不大也不深的肌瘤。術後，醫生讓她避孕兩年。事實上，按照正常的情況，這兩年時間完全沒有必要，因為35歲的她已經成為高齡產婦，發生難產、各種併發症和誕下先天愚型孩子的風險大大增加。
　　“醫生和病人不能站在一處，病人唯恐挨宰，誓要鬧一個明白，索一個賠償，結果會導致終端的所有人受害。”張羽感慨。她相信她講的“故事”會在改善醫患關係方面起作用，但她覺得，僅僅是患者和醫生兩方參與還不夠，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讓那些“無良科普”沒有生存空間，也讓嚴肅的醫學變得更易接近
　　幾年前，張羽曾為一位病患做過手術。當時，這位女性的卵巢上長了一個很小的異物。經過檢查，張羽堅持認為，手術很必要。
　　術後，切下的異物被檢驗出介於良性和惡性之間的交界性腫瘤。如果沒有及時手術，腫瘤很快就會惡化。
　　平時，這位女病患從不會短信電話騷擾張羽。但當張羽的新書在廣州舉行簽售那天，她從廣西趕來。提問環節開始後，她從人群中站立起來說：“我不是來問問題的，我是來看望您的。”
　　像小妍一樣，不少患者在找張羽看過病後，和她成為了朋友。很多病人是她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從醫生的角度，張羽珍愛這種情分。但她覺得，從病人的角度，更應該珍愛。因為有個醫生做朋友，“起碼不會有害處”。
　　眼下，張羽覺得，寫作把自己的社會作用擴大化了。因為“這麼多讀者，我一輩子不睡覺也幫不了這麼多人”。她很有自信，如果一個女孩子真的好好讀過她的書，放在心裡去消化、行動上去執行，就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在她的讀者里，也有大量的同行。北京一家醫院的院長告訴她，自己醫院買了這本書給全院的醫生看。還有醫學生寫信給她，聲稱“誓要學好婦產科！”或是“太累了！不想從醫了！”有人認為她寫出了醫生的心聲，也有人批評她寫得還不夠深刻。
　　“醫學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科學。”張羽舉例說，先有倫琴射線，才有X光；先有計算機，才有合成的片子；世界級別的藥廠研發出新藥，醫生才有新的治療手段……一個臨床醫生事實上受制於很多行業。如今她正忙著讓更多的好醫生開始寫作，“要讓那些‘無良科普’沒有生存空間，也要讓嚴肅的科學變得更易接近”。
　　在她看來，對於發燒感冒拉肚子，人們瞭解得可能已經足夠，但關於女性的性健康、生育健康等，人們可能“連1%的瞭解都不到”。在第一本書賣出百萬冊之後，張羽推出了“續集”，用同樣的小說式寫法，講述更多“只有醫生知道的事”。除了這兩本“發給天下女人的私信”，她覺得很有必要“也給天下男性發出私信”。
　　2008年，她曾去過美國洛杉磯的星光大道，面對滿地“大星星”，同行的大夫都忙著拍照，有拍吳宇森的，也有拍邁克爾·傑克遜的。張羽則找到了因惡性黑色素瘤去世的搖滾明星鮑勃·馬利。她一直記得，這位“牙買加雷鬼音樂教父”臨終前留給兒子的一句話：金錢買不到生命。　　（原標題：不該只有醫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