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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破宿命（24）
　　1898年9月24日，戊戌變法被鎮壓後的第四天，李鴻章會見伊藤博文。伊藤說：“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李鴻章對此十分贊同，他說：“侯言良是。”（胡思敬《戊戌履霜錄》）“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語，代表了相當大一群旁觀了這次維新變法運動的外國人的普遍觀感。
　　戊戌變法是如何失敗的？檢視這段歷史會發現，導致其失敗的或許正是變法者及其激進手段本身。
　　這場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頒佈的《明定國是詔》開始，到9月21日被強行喊停，總共103天，此期間發出的變法詔令居然超過了110道，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方面面，並且都缺乏操作細則。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團隊“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9年吃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個月之內都填塞給它吃了”。（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如此“維新”，不僅難以落實，更大的危害還在於破壞了本就極為稀缺的中央權威資源，加大了離心傾向。
　　例如，變法中裁撤了多個行政部門，涉及近萬人，卻根本沒考慮過安置分流計劃。根據後來的直隸總督陳夔龍回憶：“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夢蕉亭雜記》)“此詔一下……人心惶惶，更有與新政諸臣不兩立之勢……（改革者）如投身於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評論說：“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致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
　　康有為等表現出了強烈的唯我獨“改”意識，乃至造成自我孤立。他們將精力集中於行政架構的重組及權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是光緒身邊的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位新晉的軍機章京，他們雖然沒有足夠的時間掌握實權，但其已經表現出繞過現有體制、另起爐竈的架勢。另一方面，並未進入決策圈子的康有為，不甘寂寞，多次要求設立“制度局”，徹底踢開現有的組織體系。康宣稱不開制度局，新法就無法推行下去，甚至開始訴諸越來越戲劇化的偏激言辭，如“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最後終於走向極端：他與譚嗣同開始謀劃軍事政變，“圍園殺後”。對此，傾向新政並踐行的兩江總督劉坤一痛斥道：“召外兵以啟內釁，如漢之董卓，魏之爾朱，宗社為墟，可為殷鑒。”
　　這些激進做法將幾乎各方都推向對立面，促成了各種反對力量的集結，從一場低效的兒戲變成危險的搏命，不僅令時人普遍質疑其維新的動機、葬送了戊戌變法本身，而且還葬送了改良主義本就薄弱的公信力，為暴力“革命”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戊戌的真正可悲之處，一是改變了體制內的力量對比，導致此後數年中，“權爭”成為體制內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因為權爭的需要，開啟了中國近現代不切實際和不擇手段的痞子運動的魔盒。
　　□雪珥（改革史學者）　　（原標題：自陷重圍的變法）